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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希望解放了的中国能成为俄罗斯的一员

发布时间:2019-06-11 20:05:14

  在莫斯科期间,托洛茨基同蒋介石的谈话多,他给蒋介石留下的印象是言行“为爽直”。蒋介石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于11月27日拜访了托洛茨基。这也是两人的一次谈话。此前,蒋介石曾于11月19日写信告诉托洛茨基,他这次来莫斯科负有国民党的使命,代表孙中山先生来这里,要求苏联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西北计划“力予赞助”。他同时提醒托洛茨基:“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务望注意避免”。
  会谈中,托洛茨基就莫斯科暂时无法援助国民党的军事计划作了解释。他说,苏联并不拒绝给予军事援助,但在目前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情况下,莫斯科不可能向孙中山的军队提供援助,而“代之我们将为中国革命者学习军事敞开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我们将履行不久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的那些承诺。”托洛茨基同样主张,国民党应该重视政治工作,并着手进行改组。即便我们给很多钱,包括军事援助,“你们还是一事无成”。如果孙中山只从事军事行动,那么,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眼里,就会同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别无二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给予孙中山以军事援助,那么中国社会舆论就会这样看问题:张作霖是日本的代理人,吴佩孚是美国和英国的代理人,而孙中山是苏俄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托洛茨基表示,解放运动需要有另外一种形式。首先,需要有广大群众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政治准备。就是说,“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当放到宣传工作上”。他强调说,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在目前情况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
  托洛茨基还举例说,俄国共产党也并非一下子就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在25年间,俄共不得不经受长期的磨炼。因此,国民党必须“抛弃速胜的幻想”,需要做耐心细致的、坚持不懈的、有条不紊的工作。如果履行了所有这些条件,毫无疑问,“辉煌的未来将属于国民党”。基于这样的考虑,托洛茨基建议,“国民党应当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在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限度。”具体地说,“国民党的军事工作不应当超过政治活动的二十分之一,无论如何不要超过十分之一。”
  不过,托洛茨基也不否认,“中国的国民革命党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甚至赞同国民党“应该转向北方”,因为“那里有对共同采取行动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蒋介石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政治活动有困难,因为各国帝国主义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活动。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且表示国民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他甚至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将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员。
  在谈到援助中国国民革命问题时,托洛茨基委托蒋介石回国后口头报告孙中山,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之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这就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当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他各国革命期间再次引起对苏俄民族有关的问题。托洛茨基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
  如果说,上述谈话还没有使蒋介石感动不愉快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关于蒙古问题的态度却使蒋介石大为不满。30多年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代表团在苏联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当谈到涉及苏俄利害关系的问题时,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他访苏期间,正值加拉罕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并同北京政府谈判新约之际。而且,1月26日,越飞也声明:苏联“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然而,当他同苏联党政负责人谈到外蒙古问题时,他“感到十分失望”。
  苏联政府从自身的安全考虑,希望蒙古独立,所以,迟迟不愿意将追击白俄军队而进入外蒙古的苏联红军撤回去。
  在莫斯科期间,托洛茨基同蒋介石的谈话多,他给蒋介石留下的印象是言行“为爽直”。蒋介石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于11月27日拜访了托洛茨基。这也是两人的一次谈话。此前,蒋介石曾于11月19日写信告诉托洛茨基,他这次来莫斯科负有国民党的使命,代表孙中山先生来这里,要求苏联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西北计划“力予赞助”。他同时提醒托洛茨基:“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务望注意避免”。
  会谈中,托洛茨基就莫斯科暂时无法援助国民党的军事计划作了解释。他说,苏联并不拒绝给予军事援助,但在目前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情况下,莫斯科不可能向孙中山的军队提供援助,而“代之我们将为中国革命者学习军事敞开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我们将履行不久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的那些承诺。”托洛茨基同样主张,国民党应该重视政治工作,并着手进行改组。即便我们给很多钱,包括军事援助,“你们还是一事无成”。如果孙中山只从事军事行动,那么,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眼里,就会同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别无二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给予孙中山以军事援助,那么中国社会舆论就会这样看问题:张作霖是日本的代理人,吴佩孚是美国和英国的代理人,而孙中山是苏俄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托洛茨基表示,解放运动需要有另外一种形式。首先,需要有广大群众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政治准备。就是说,“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当放到宣传工作上”。他强调说,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在目前情况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
  托洛茨基还举例说,俄国共产党也并非一下子就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在25年间,俄共不得不经受长期的磨炼。因此,国民党必须“抛弃速胜的幻想”,需要做耐心细致的、坚持不懈的、有条不紊的工作。如果履行了所有这些条件,毫无疑问,“辉煌的未来将属于国民党”。基于这样的考虑,托洛茨基建议,“国民党应当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在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限度。”具体地说,“国民党的军事工作不应当超过政治活动的二十分之一,无论如何不要超过十分之一。”
  不过,托洛茨基也不否认,“中国的国民革命党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甚至赞同国民党“应该转向北方”,因为“那里有对共同采取行动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蒋介石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政治活动有困难,因为各国帝国主义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活动。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且表示国民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他甚至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将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员。
  在谈到援助中国国民革命问题时,托洛茨基委托蒋介石回国后口头报告孙中山,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之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这就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当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他各国革命期间再次引起对苏俄民族有关的问题。托洛茨基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
  如果说,上述谈话还没有使蒋介石感动不愉快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关于蒙古问题的态度却使蒋介石大为不满。30多年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代表团在苏联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当谈到涉及苏俄利害关系的问题时,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他访苏期间,正值加拉罕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并同北京政府谈判新约之际。而且,1月26日,越飞也声明:苏联“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然而,当他同苏联党政负责人谈到外蒙古问题时,他“感到十分失望”。
  苏联政府从自身的安全考虑,希望蒙古独立,所以,迟迟不愿意将追击白俄军队而进入外蒙古的苏联红军撤回去。呼伦贝尔专治癫痫病哪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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