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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习仲勋

发布时间:2019-02-02 22:08:18

(七,下)习仲勋

(七,下)习仲勋

关于告别人生的思考(自序)王庆同俗话说,“一样生,百样死。”多种样式的告别人生,对多数人都是神秘的。而对于老年人来说,距离这一神秘的时间段大概不会太遥远。这些年,笔者读书看报刊见到写告别人生的文字,就格外留心。有的写上几个字的感言,还把那一页折起来或保存下来。没想到还真攒了不少。近日突发奇想:何不把它们编成一本书,就叫《他们这样告别人生》,让有兴趣分享的朋友自主选择。在编书的过程中,又着意寻找、补充了一些人物和资料,以求相对充实一些,信息量大一些。全书所选人物、所用资料是否是精当?只能说,就我的阅读量只能这样了。

别人写享受人生,我编告别人生,是不是触人楣头?是有点那个味道。但转念一想,谁能躲过告别人生?古今中外,容忍甚至鼓励别人喊万岁的人,至少是三位数,可能接近或达到了四位数,可是那一位万岁了?不要说万岁,百岁都很少。人人都要面对告别人生,这是科学,我们何不以理性的态度,品尝其中的各种滋味,谋求对人生更深刻的理解,过好“告别”前的每一天,嘱后代简化“告别”后的一切。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将死”之人,譬如死前一个时期,他的言行会更真实;“告别”当口儿的状况,也会更真实地反映不同群体的人对他的态度;“告别”后发生的各种趣事怪事,像个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感慨系之。这三个时间段,大体是本书所言的“告别人生”这一概念涵盖的时间。既是观照特定时代的镜子,也是展示复杂人性的平台,还是从不同角度教人育人的教材。可能还是对某人进行历史性评价的参考资料。

笔者觉得读历史免不了读人。而读人,免不了读人是如何告别人生的。出于对历史的敬畏,我怀着诚惶诚恐、小心翼翼、认真负责的心态编这本书。我明白:不管资料显示的种种告别如何令人感动、扼腕、愤慨,我都不能感情用事,而要用历史的冷峻的眼光审视之,对人对事都要实事求是。选进来的,应该是真实的,有助于社会进步的;切割掉的,应该是虚假的,至少是存疑的,无助于社会进步的。既有客观标准,也有主观功利。当然,只是根据我的经验作出判断和选择,见人见智在所难免。

书内的【人物背景】是我根据比较权威的资料编写的,【告别人生】主要内容是我从国内(大陆)公开发行的书、报、刊上摘录的原文(删节处有删节号;原文打引号,一字未动)。注(用[]或()括起来)是我写的。谢谢各种资料、文章原作者和原书、报、刊单位以及当时的。署“王庆同编”,无非表明我承担着编者的一份。

王庆同2014年6月,78岁于宁夏大学(七)习仲勋(1913—2002)(下)【告别人生】晚年生活《习仲勋传》编委会“……他留恋的两个地方是故乡陕西和首都北京。还没有离开工作岗位时,他利用春节回到家乡看望父老乡亲。晚年在深圳休养,不顾年事已高,兴致勃勃地回到北京参加国庆五十周年盛典。病危弥留之际,他思念着家乡,叮嘱家人百年之后把他送回老家安葬。 故土情怀“一九八九年春节前后的二月一日至十三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又一次回到故土陕西。这是他一次在家乡视察工作,同家乡人民一道欢度春节。……在国庆五十周年盛典活动中……“一九九九国庆前夕,习仲勋接到中共中央通知,特邀他回京参加国庆五十周年庆典。对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奋斗了一生的习仲勋来说,喜悦的心情不言而喻。他愉快地告诉工作人员:回电中央,出席盛典。“九月二十八日,习仲勋在深圳机场登上中央办公厅派来的专机,回到北京。二十九日

下午,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前往住地看望习仲勋,并带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领导人的问候。习仲勋对中央和中央领导对他的关心和周到的安排表示感谢。他说,这次回京参加五十年国庆活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就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支持和拥护,也是表达对祖国五十年辉煌成就的衷心祝贺。“三十日上午,胡锦涛受党中央和江泽民的委托,看望习仲勋,对习仲勋回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表示热烈欢迎,他告诉习仲勋,江泽民总书记和其他中央领导都为您能来参加国庆活动而感到十分高兴,大家委托我来看望您,希望您在北京期间注意健康、保重身体。习仲勋对胡锦涛说,这次回北京,非常高兴,感谢江总记和党中央的关心。“晚上六点,习仲勋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的国庆招行会。这是他相隔九年之后又来到熟悉的人民大会堂。习仲勋在主宾席第六桌就座,同桌的有黄华、黄火青、彭冲、王芳、马文瑞、杨白冰、王汉斌、刘复之、王恩茂、谷牧、廖汉生、郑天翔等。当看到久别的习仲勋时,大家纷纷与他握手问好,习仲勋高兴地与大家嘘寒问暖,相互问候。许多党和、老同志、老大姐和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也都是相隔多年才见到习仲勋,纷纷前来向他致意。宴会开始后,祝酒的人接连不断,习仲勋与他们一起频频举杯,互祝健康,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宴会进入高潮时,七位政治局常委向各位来宾敬酒…………“十月一日上午,首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九时三十分,习仲勋来到天安门城楼,他抬头望着雄伟的天安门,激动不已。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搀扶,健步从西马道登上城楼。在休息厅,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看到习仲勋,疾步上前与他亲切握手,并说刚才江总书记还问您到了没有。已经到达的胡锦涛、尉健行、乔石、刘华清、田纪云、丁关根、温家宝、迟浩田、阿沛阿旺·晋美、布赫、王光英、霍英东,以及王光美、于若木、刘英等,都纷纷向习仲勋表示节日的祝贺和问候。有的还激动地与习仲勋热情拥抱,合影留念。“庆祝大会十点准时开始。习仲勋被安排在排西侧贵宾席……阅兵仪式开始了,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习仲勋精神为之一振,频频招手致意,表达他对祖国、对人民军队的无限热爱。“不断变换队形、五彩缤纷的群众游行队伍走过来了……看着气势恢宏的场面,习仲勋深受感染,由衷地赞叹道:江山是人民的江山。“历时三个多小时的庆典活动,对一位八十六岁的老人来说,是一个考验。但习仲勋自始至终精神抖擞、兴致很高。在离开天安门城楼时,他还和遇到的费孝通、薛明(贺龙夫人)高兴地握手致意,合影留恋。“国庆节的夜晚,秋风送爽,大型国庆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七点四十分,习仲勋身着灰色风衣,登上天安门城楼,在东侧贵宾席就座,观看焰火表演。但天人公不作美,冷风骤起,气温下降,焰火推迟举行。习仲勋在工作人员再三建议下,才到城楼大殿休息。此时,习仲勋要身边工作人员转达他对江泽民总书记的感谢和问候。随后,江泽民来到习仲勋面前,紧握着他的手说:真没想到,您老人家的身体这么好,几个活动都参加,真了不起……习仲勋对江泽民说:您更了不起,白天晚上的活动都出席了,心中有群众,您看,这个盛况、这种场面,充分显示了人民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很好,很好。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江泽民始终紧握着习仲勋的手,还要给他俩拍照。“四日上午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专程到习仲勋家中,邀请他带着家人游览北京市容……“五日下午,习仲勋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招待已帮故老领导的夫人李昭、薛明、王定国等十几位老大姐。大家对习仲勋一直惦念她们深为感动。习仲勋和她们频频举杯,互祝健康长寿、平安幸福,并合影留念,气氛特别热烈。“七日上午九时,习仲勋神清气爽,思绪飞扬,在工作人员陪同下,特地在中南海故地重游。“在北京这些天,习仲勋的心情十分欢畅。他还先后会见了前来看望他的万里、陈慕华、姜春云、布赫、马文瑞、王兆国、刘延东、张邦英等和几位知名老大姐。“历时十二天的北京之行,满足了习仲勋多年来的心愿。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习仲勋一提起出席这次庆典,就兴奋不已,有说不完的话!魂归故里“二○○○年一月一日是新纪元的开始……他想起共和国的,想起了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想起了一大批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他想得更多的是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他想在有生之年再回去看看熟悉的土地和人民。“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夫人齐心,得到支持和赞同。这时,习仲勋已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了,年龄和健康原因使他难以成行。于是,让齐心代表他回陕甘老区,看看那里的山山水水,慰问那里的干部群众。“二○○○年初夏,齐心一行从北京出发,先到陕北的延安和绥德,再到甘肃华池县的南梁地区,然后来到陕西省旬邑县的马兰和耀县的照金,历时二十天,行程五千里。习仲勋曾经在这些地方生活、战斗了二十个春秋,足迹遍布二十二个县六十六个地方…………“齐心一行把他们在老区亲身体验和了解到的情况作了认真整理,制成录像,把拍摄的大量照片制成影集,还撰写了《关于在陕甘革命老区考察的报告》和《追寻远逝的岁月——习仲勋革命旧址巡礼》的文章

……习仲勋反复地观看他们带回的资料,审阅了齐心撰写的报告,感慨良多,再次萌发了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回陕北老区的想法。“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癌细胞已在他体内衍生,病魔向他袭来。“二○○一年的冬天,北国大地已是冰封千里,南国深圳却暖意融融,习仲勋正常地生活着。这时,医务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发现习仲勋的面容消瘦了,体重也减下来了,医务人员建议用饮食和药物调理,再进一步观察。习仲勋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觉得医生和工作人员小题大做,依然像往常一样地生活和活动,仍然乐观地和工作人员谈天说地。但是,散步比以们吃力了,有时还显得疲惫,体力不济。细心的女儿桥桥发现父亲身体的细微变化,要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认真观察。在医生的安排下,去医院为习仲勋做了检查,发现肾脏部位有病变,随即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领导得知习仲勋的病情后,即指示中央保健办派专家组到深圳会诊。结果怀疑为癌症病变,建议做进一步检查。元旦前夕,广州南方医院为习仲勋做了全面检查,发现癌细胞已广泛扩散,许多地方都有病灶显示。这个结果使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心情极为沉重。二○○二年一月十八日,习仲勋咳痰加重;二十七日作了颈部和腹部检查,又发现左肾有肿块。“习仲勋病情确诊时,也快到春节了。大家被沉重阴影所笼罩,没有了往年节日的喜庆气氛,没有料到,这时习仲勋病情却有了缓解,用药后他的体温得到控制,也没有出现什么新的症状和不适之感,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紧张的心情暂时放松下来。……“春节后,按照医生的建议,习仲勋先后到麒麟山庄、仙湖植物园休息和散步。这里风景秀丽、空气新鲜,习仲勋非常喜欢这些地方,心情舒畅,每天坚持定时散步活动。但不久他的病情又进一步恶化,连续多日高烧不退,药物也渐渐失去疗效,医生要求立即住院治疗。习仲勋不喜欢吃药打针,更不喜欢住在医院,紧持不去。经过多方做工作,他才答应听从组织安排,住进深圳人民医院。其间,习仲勋病情加重,但他仍坚持会见重要来宾。由于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办法,专家及医务人员十分焦急。“四月,李瑞环在深圳视察时特别到医院看望习仲勋,带来了中共中央对他的问候和关心,并安排他回北京治疗。“四月十七日,习仲勋乘专机回到北京,住进解放军三○五医院。治疗期间,江泽民、李鹏等许多中央领导及亲朋好友都来看望。他不顾病痛,每次都振作精神,接待来人,和他们交谈,依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并关切地说,事业是大家的,要搞好团结,关心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关心年轻一代,多给年轻人压担子。“他坚持与病魔作斗争,乐观向上,不时与身边的医生和工作人员聊天,开玩笑。即使在病魔肆虐厉害的时候,他也只是微蹙眉头,轻捶腰部,有时用家乡话低声骂一句:‘啊哟!狗日的,疼得很!’直到进食困难、处于昏迷状态的时候,他都十分坚强。医务人员为他的乐观精神和坚强毅力所感动,感叹说,癌症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病人非常疼痛,但习仲勋能忍得住,还这么镇定乐观,很不容易,真是毅力惊人呀!“五月二十四日凌晨,习仲勋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当天,新华通讯社发布通稿:中国共产党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之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五时三十四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五月三十日,习仲勋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礼堂正厅上方悬挂“沉痛悼念习仲勋同志”黑底白字的横幅,下方是习仲勋的遗像。鲜花翠柏丛中,习促勋安然静卧,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放着各界敬献的花圈、挽联。上午九时,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尉健行、丁关根、田纪云、李铁映、迟浩田……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习仲勋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习仲勋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习仲勋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往医院看望或以各种形式向亲属表示慰问的还有:李瑞环、李岚清、李长春、吴邦国、吴官正、罗干、黄菊、吴仪、刘华清、荣毅仁、薄一波、宋任穷……等。“习仲勋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都十分悲痛,有的自发地送来花圈、花篮,寄托哀思;有的打、发唁电表示悼念。前来家中吊唁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在深圳的疗养地,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献花圈、送花篮,表达对习仲勋的敬仰和怀念。当时有人统计,仅北京一处就收到花圈、花篮三千八百多个,吊唁的群众不计其数。人民怀念着习仲勋。“习仲勋遗体火化的当天,新华通讯社播发了《习仲勋同志生平》,对习仲勋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在七十六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始终坚定地与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习仲勋同志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居功、不护短,爱护干部,关心青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他办事严谨,宽厚待人,实事求是,严于律已,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习仲勋魂归故里。他的骨灰安放生他养他的家乡陕西省富平县,实现了他魂归故土的愿望。“习仲勋已经远去。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与天地共存。人民永远怀念他。”(《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三十六章

《晚年生活》,第648—666页)习远平文章中的有关信息 习远平……“……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

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没整个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七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习仲勋蒙冤时,习远平才六岁——王庆同注)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有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七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只是我们心里有个疑问: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197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七天,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一道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的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我看到,港深两地的白昼: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而两边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火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强烈的诉说冲动。父亲鼓励年轻大学生说看法,我是‘匹夫有责’。“我回到父亲身边时,带去了所见所闻。我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的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还不如500万人的香港呢!这类议论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私下话题。父亲听着、记着,沉思着。“后来,我慢慢知道,父亲为了了解手资料,不仅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与秘书经常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当时广东的穷困:5500万人,1000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有鱼吃也没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而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这可不是我们今天吃的又细又嫩的空心菜,那时的空心菜又粗又长,产量很高,却难以下咽,号称‘无缝钢管’。同时,他也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时泛滥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更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父亲希望从不同方面真实情况的印证,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思考、政治决策。我探望父亲的假期之行,恰好被他抓了一个‘飞差’。……“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灿烂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为了让我这个小儿子离人民近些,再近些,父亲还对我提出很严苛的要求:197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阳看望父亲,待了没几天,父亲就撵我说:‘远平啊,让你哥带着去他插队的梁家河看看吧,你当了工人,工资虽然低,比起你哥哥待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陕北农村才是苦的。顺路去你大姑那里看看,别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谊!’大姑是父亲的亲妹,1968年哥哥15岁,因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休息很长时间,大姑一天一碗鲜羊奶喂着他,才慢慢调养好。“我和哥哥先到富平县城关镇大姑家。我至今不能忘记,见到父亲亲妹妹大姑时心里的震憾:大姑一辈子在老家当农民,虽然才50多岁,但头发已经灰白,苍老得让人心酸。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富平地处八百里秦川,曾是汉高祖的粮仓,是陕西的富庶平安之地,当时也处困厄之中。我们当时过得苦,可老家的农民更苦。这时我才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临行前,亲自张罗那么沉的礼物带给老家,好几瓶当时河南的名酒:都是父亲一点儿一点儿攒下的,鹿邑大曲啦,林河大曲啦。他在对大姑表达救回哥哥生命的感激,同时也是在尽自己当时能尽的努力,力图犒劳一下我们一家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家乡亲们。父亲的礼物分给大姑和乡亲们的时候,真是激起了一片欢腾,可吃饭时,酒不是一人一杯那么,而是倒在一个小盅里,一人一小口转着圈喝。“接下来的行程,让我体会了父亲催我陕西之行的深意。他老人家是要让他未来过黄土地的小儿子认识陕北农民,认识陕北农民的生活。那时,从富平到铜川坐两小时火车,从铜川到延川坐一天长途汽车,从延川到文安驿公社再到梁家河大队,几十公里徒步。这样的行程,让我累得精疲力竭,早早睡下了。可一样行程的哥哥到达梁家河的当晚,就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直到深夜。陕北农时晚,7月麦收,正是农忙,也正是陕北农村支部书记们忙的季节。“第二天哥哥投入紧张的农活,我也上了‘火线’。陕北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村里远的地远在十里路外。这时我才发现,与陕北农民相比,与哥哥相比,我差得太远了。他们力气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麦子,上了肩膀,十里山路要一气走下来,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麦子就散了。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的山路上来来回回,扛着一捆捆麦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湿得能拧出水来。“晚上,哥哥特意把窑洞里他的铺让给我睡,因为他的炕席下面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虫。可是第二天,我还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痒得没处抓挠。我问哥哥,怎么样因为他睡的炕席下面没有洒六六粉。哥哥笑了,说:我的皮肉已经被咬结实了,现在任什么东西再咬,也咬不动啦。“在梁家河乡亲们眼里,我是远道来的稀客,又是陕北‘老革命’的亲子,本大队支部书记的亲弟,由此我获得了礼遇:一家一家派着吃饭。乡亲们用白面馍款待我,而这是他们成年累月也吃不上一次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即使是全村孩子多、穷的那一家,也用酱油膏煮了汤,下了十几个荷包蛋,做了白面饸饹来管我的饭。只有一件家家都是共同的:不上桌的老人妇女后生吃的全是黑黑的糠馍,。我心里流着泪,享受着陕北农民的崇高礼节和深厚情谊。“父亲吩咐的这次陕西之行,既让我终身难忘,也让我终身受益。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到陕西农村,我慢慢认识了陕西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再没有什么苦和难,能在我眼里称得上是苦和难。也再没有任何障碍,能分离我与陕西老家乡亲们的血肉之情。父亲的葬礼上,我记得一个让我永难忘怀的特别画面:他静卧在鲜花丛中,遗体正前方安放着陕甘的小米、家乡的黄土,送他一程。“父亲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粤大地,默默注视、关心着它的变化。他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一篇‘祝辞’,表达他对这块热土的期待,对这里人民的挚爱。新世纪的2001年国庆,父亲对深圳市的‘祝辞’这样写道:‘今年以来,深圳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要工作部署,把握大局,大胆开拓,科学决策,调整产业结构,以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为新的起点,在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方面迈出可喜的一步,为在2005年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力争在2010年左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方面开了好头。我在深圳近十年,对广东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对深圳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我打心眼里感到十分欣喜。’这是他老人家对南粤人民的祝福。234天后,2002年5月24日,父亲安然离去。……“父亲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诸多方面不止一次请求他写回忆录。父亲说:‘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的,由历史、由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当然,他确实不必写什么。他服务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诚,几乎是‘存乎于心,发乎于情’的一种天然,不必刻意记载。他不希望被人记住。“父亲百年诞辰,家里陆续收到一些各方面送来的纪念文稿,情浓意挚。文章叙述父亲一生中参与完成党建立陕甘边根据地和建立广东经济特区两大历史使命的光荣,寄托着对百年父亲的哀思,也告慰父亲:人民想着您呢。您在人民中是受到尊敬的。我想,父亲如果天堂有知,党和人民继续着改革开放的事业,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他老人家一定会含笑欣慰的。(

王兵)(作者系习仲勋之子)(习远平:《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百年潮》,2013年第11期,第19—21页) 齐桥桥文章中的有关信息 齐桥桥……“父亲于1978年4月到广东,7月就下到外逃香港状况严重的宝安县。我听他回来后说,‘我们站在沙角头,看到香港那边灯火通明,我们这边良田荒芜,年轻力壮的都跑了,村里就剩下老弱妇孺了。老百姓外逃不能怪他们,要怪就怪我们没有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要是搞好了,不是这边往那边跑,而是那边也会过来的。’就在这一次,父亲下令把关押的群众全部放掉……在广东期间,父亲凡是谈到这个问题,他口头语只说‘偷渡客’,从不说‘偷渡犯’……父亲对我讲,是群众性外逃事件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撼,战争年代人民群众舍生忘死投奔共产党,现在却离我们而去。这深深刺痛了我父亲这位已有5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人。他在省委常委会上立了铿锵誓言——‘我们拼老命也要干!’在党中央的坚决支持下,父亲和广东广大干部群众一起,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那边的也会过来’终于成为现实……“父亲到广东的第三个月,就着手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彭湃’案,并亲自下到海丰。在办案过程中,有的同志顾虑当事人会自杀,父亲坚定地说:‘他们手上沾了血,如果自杀,是他们自己的事。’结果,没有一个寻死的,却有人跳出来当着我父亲的面威胁要上告中央。面对如此猖狂的坏人,父亲一时怒不可遏,指着那人的鼻子怒斥:‘你要是不告,你就是王八蛋!’在父亲昂然正气的推动下,‘反彭湃’事件很快在年底结案,残害烈士亲属和群众的坏人受到严惩。紧接着,广东地区‘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冲破重重阻力,一一得到平反。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被敌人打散后流落民间存活至今的‘吴琼花’们,用她们已经变得苍老的颤抖的双手,次接过了组织发放的优抚金。历届领导都感到棘手的50年代的所谓‘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案,也终于得以平反……“父亲在涉及人民利益的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寸步不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同志爱护信任,勇于承担,从不揽功诿过,可以一让再让;对做过错事伤害了自己的人,宽宏大度,耐心教育,从不记私仇……父亲对我们说:‘我给周总理当了十年秘书长,总理从没批评过我。主席常常半夜叫我过去说事,总理对我放心,从不打听其中的情况。’即使在他蒙冤后,总理和陈老总仍然当面表示;‘我们还是好朋友!’……“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国务院也贴满大字报。有人认为信访室的同志专门讲阴暗面,应列为运动重点。父亲站出来为他们说话:‘毛主席把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形容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信访工作的性质就是反反映一个指头的问题。’从而保护了信访干部…………“……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某大学一青年教师的殴打,当外调人员前来取证时,他平静地说:‘算了吧”,外调人员出于好心要告诉他那人的名字,父亲断然拒绝:‘我不需要记住这个人!’如此宽厚仁慈的包容心,至今令人心灵震颤。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这些曾走错路的人一个机会,希望他们走好今后的道路。父亲不想记住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但把每一个在革命工作中作出过贡献的人,每一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都铭记在心……“……父亲教我们从小就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诗。吃饭时,他常把我们掉在桌上的饭粒、馍渣捡起来吃了,还必须用馍把菜碟里的汤水沾净。有一次,我不小心碰翻了汤碗,他没说什么,俯身将洒在桌上的汤汁吸吮干净…………“……我们上八一小学时,远在海淀。周末回家不用父亲的车,我领着弟弟妹妹乘公交车回家。弟弟妹妹想吃零食,我就和他们商量,多走几站路再上车,省出这笔零花钱。升中学时,我选择了离家很近的河北北京中学,为的是能在家里吃住,天天见到父母。想不到入学前,父亲让秘书和哥哥找我谈话,严肃提出必须继续住校,还要改随母姓,把家庭成分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起初我不理解,后来才领会到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保护我,更是为了不让校方对我有特殊照顾,也避免同学另眼相看。入学后,我和同

学们一起排队打那一份漂着腻虫的水煮白菜和玉米面发糕,一样睡爬满了圆鼓鼓臭虫的硬板床,每天晚上都是在灭虫药粉的浓烈气味中进入梦乡。……“……90年代初,为专心照顾父亲晚年生活,我辞职回家,在深圳陪伴他老人家安详地走完了的人生路。之后,母亲出于对我生计的考虑,写信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公职。尽管我十分感激母亲对我一贯的关心爱护,我还是压下了这封信。因为父亲关于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教导,已经在我们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父亲沉冤16年的遭遇,让我们经历了种种磨难,闭门羹、冷板凳,甚至比求助无门更严酷的现实,我们都面对过。父辈万难不屈的革命精神鼓舞着我们,让我们坚强地走了过来。我决心一切从头开始,合情、合理、合法、合规地自主创业,把、担当和义务放在首位,做一个奉献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在纪念敬爱的父亲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抚今追昔,心曲激扬,下笔千言不及他老人家恩情之万一。但我认定了一条——的孝道就是像爱护生命一样珍爱父亲的好名声,亲的手足情就是事事处处严于律己。父亲被毛泽东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但又从来没有脱离过群众。他常常教育我们不要忘本,何为本?那就是像父亲一样永远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永远以劳动人民的情感为本色。”(

王兵)(作者是习仲勋之女)(齐桥桥:《俯首甘为孺子牛——纪念我敬爱的父亲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百年潮》,2013年第13期,第7—10页)习安安文章中的有关信息习安安……“……那次在饭桌上,我发现盘子里的鱼没有熟透,就不客气地对厨师老王叔叔说:‘老王叔叔,您的这个鱼怎么没熟透啊?’接着顺手把筷子放下了。爸爸停下来,皱着眉头批评说:‘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跟你老王叔叔说话?他是公家的人,不是专门来伺候你一个人的。’看见爸爸生气了,我赶紧向老王叔叔道歉。这时爸爸又耐心地告诉我:‘安安,你要学会包容,要懂得尊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还有老王叔叔和其他的人。’我当时点了点头,表示改过,向老王叔叔道歉。……“爸爸对土地的深情,对劳动的热爱,也源于他对家乡父老的亲情。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老家的六大(爸爸的六叔——笔者注)来到北京,住在我家。在幼时的我看来,他的胃口太大了,一顿饭吃上两碗饭加两个馒头。当时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买粮食凭粮票。六大在家住了小半年,爸爸为了让他多吃点儿,有意把自己的粮食省了一半,天长日久,爸爸竟然消瘦了不少。“有一次,我看见六大吃饱后,还把盘里剩下的几块馒头片揣到了口袋里,就去告诉爸爸,爸爸听了以后对我说:‘你不要管他,也不要歧视他。农民不容易啊!’不久以后,六大要离开北京了,他提了一个口袋,我看到里面装满爸爸有意省下的一片片馒头片。他对我们说:‘这是你爸爸给我们的救命粮啊!’“回顾这些点滴,我深切地感受到,爸爸是黄土地上农民的儿子。他的这一本色,决定了他对劳动,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情谊。而只有时刻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执政党才能不腐败、不变质。……“爸爸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通宵达旦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即使遭到误解和迫害,他依然坚强信念,不计人个得失。他的胸怀如海,气质如山,根源在于他的劳动人民本色。“‘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造反派把爸爸架到批斗台上,用1000瓦的高射灯照他的眼睛,他挺住了;用高分贝噪音的高音喇叭震他的耳朵,他没服软,直至晕了过去。连造反派们都敬畏他的坚强毅力。以后,爸爸被关进了监狱,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他坚持每天走上几百圈,以乐观的革命精神同监狱里的恶劣环境抗争。在逆境之中,父亲不畏强暴,不怕困难,以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乐观地生活着。我的耳边常常响起父亲的声音:‘相信党,相信人民;为了国家,我愿意奉献全部的力量。’“我以为,爸爸有比海洋、比天空还要宽阔的胸怀,因此,他对人民的爱,对大地的爱,对生活的爱是这样的醇厚而质朴;他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对民族的忠诚是这样的执着和坚定。“自2002年5月24日爸爸去世后,每当我遇到烦恼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爸爸。爸爸的一生是多么曲折磨难、艰难坎坷,但是,爸爸在逆境中,在困难面前,从来没有低过头。在我们面前,爸爸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忧愁和烦恼表露出来。我心目中的爸爸,永远焕发着灿烂的笑容。想起爸爸,我总会感到,他自强不息的基因在我的血液中流淌,生活中遇到的一点点儿烦恼,就会变得那么微不足道。“作为爸爸的女儿,我们要好好地做人,坚守本分;好好地工作,创造快乐:好好地生活,时刻感恩。我们还要教育我们的后人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对爸爸伟大人格的延续。”……(

王兵)(作者系习仲勋之女)(习安安:《爸爸从没离开过我们》,《百年潮》,2013年第11期,第13—15页)[王庆同注:习仲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重大贡献。他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之一,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参与创建广东的经济特区。他的一生,经历曲折、起伏跌宕,在某些历史阶段,经历了惊涛骇浪。但他献身革命的意志从未动摇,历经磨难而矢志不移。他的革命坚定性,堪称后人楷模。习仲勋表里如一,人格高尚。对革命征途中碰到的困难、挫折,采取奋力拼搏、毫不退缩的姿态;对特殊环境中遭遇的误解,甚至迫害,保持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领导、同志,总是约束自己,不揽功诿过;对家人,要求严格,要求他们严守纪律,光明正大做人。在是非、职责面前,他又态度鲜明,敢说敢作敢当。尤其可贵的,他一贯联系群众、心系群众,对群众保持敬畏和感恩,对劳动人民、平头百姓具有发自内心的挚爱。他于86岁高龄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人民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箴言警语,点到要害、振聋发聩,令后人警醒、深思。中国古时说高尚的人是“正人君子”,如果我们去掉其中旧时代的局限性,放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时代性,那么,我们说习仲勋是一位正人君子,他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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